本文首發自陳春花教授官方微信公眾號 “春暖花開”,經授權轉載。

導讀:過去30年,陳春花教授在管理領域的教學和實踐經歷中,見證和參與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的成長與進步,并針對管理問題展開了充分的討論,形成了很多思考并發表出版。她用自己的研究經歷回答:管理研究會帶來什么?管理研究學者會帶來什么?本文已發表于《企業管理》雜志2019年2期。

我是幸運的。置身于中國改革開放浪潮下的珠江三角洲這片熱土,讓我擁有了長期近距離觀察企業的機會。更有幸的是,2003年-2004年出任山東六和集團總裁,2013-2016年出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這些直接的管理實踐,讓我更清晰地理解管理研究與管理實踐之間的融合度,也為我能夠展開研究奠定了豐厚的企業實踐基礎。

而對于我而言,最大的幸運是一直可以保有作為一個管理學教師和研究者的身份,與眾多的商學院學生們一起學習和交流,見證和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企業的成長與進步。

這些經歷無疑給了我巨大的幫助,讓我能夠因應企業的成長去透切理解管理理論的價值,去理解并找尋理論的本質內涵,去發現和發展管理理論與研究的真正意義。

也正是因為此,在過去30年從教經歷中,可以針對管理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并形成了很多思考并發表出版。因為企業實踐中不斷涌現出新的方案,也促使我的思考、研究與寫作源源不斷,那些實踐激蕩我的想法,甚至有無法停下來的感覺,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但是,在持續的研究和企業實踐的過程中,我也不斷地被問詢兩個問題:第一,研究會帶來什么?第二,研究學者會帶來什么?我以自己的研究經歷來試著回答這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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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會帶來什么?

當我決定做一個教師,把教學與研究作為終生職業的時候,我并未真的理解「研究到底意味著什么?」20多年前,我把自己的研究目標確定為研究「中國本土企業成長模式」時,我和我的團隊開始對這個研究進行了漫長而艱難的思考,其產品就是《領先之道》一書。

這本書的內容是對中國企業成長的分析,在其中,我們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一些中國企業為什么可以成為領先者?這個成長的過程到底發生了什么?其影響因素是否可以讓其他企業借鑒并獲得成長?

對于這三個問題的追問和探討,持續了接近30年,我們持續給出階段性的答案,這些答案幫助到一些企業成長,也幫助了我和我的團隊成長。

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持續與企業互動,持續融入到教學中、研究中,讓更多人去關注這三個問題,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答案。接近30年持續的研究,讓我可以真切地理解到研究帶來的貢獻到底是什么,研究本身給我的幫助是什么。

德魯克先生認為,管理研究要解答實踐問題。能提出管理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并解決這些問題, 是管理學進步的標志。在其一系列經典著作中,德魯克回答了管理實踐研究中最根本的問題:管理作為獨特的組織活動如何設定自己的結構?管理中如何面對人?管理決策的依據是什么?管理的范圍如何界定?管理實踐界定的標準是什么?管理的成效如何評價?

當德魯克先生清晰、準確地回答了這些問題的時候,管理實踐所取得的成效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項創新。而對于管理教育應該如何具有價值,德魯克先生認為應該讓管理者「可以把課堂上學的東西立即運用到他們的實踐中,同時把他們在日常工作中的經驗和問題拿到課堂上進行討論分析」。

「比使命更重要的是實踐」這句話是我總結德魯克先生經典著作價值貢獻一文的結束語。在點評先生的信件時,我忍不住還是用這句話做結束語,但是改動了一個詞:「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動」。我們一直在思考德魯克思想旺盛生命力的來源,最后發現其長盛不衰的原因就在于,作為旁觀者的德魯克的思考是如此地貼近管理實踐的真實情況,以至于后人的所有優秀作品的重要觀點幾乎都可以從其思想中找到根源。

德魯克的思想可以被不同的個人和組織所接受并且應用于不同的領域,正是源于他對于管理本質的界定:「管理是一種實踐,其本質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驗證不在于邏輯,而在于成果。」對于每一個管理學者而言,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動,就像德魯克先生傾力實踐他的使命一樣。我是這樣評價先生的,也是這樣去要求自己的。

研究會帶來什么?在管理學領域,研究可以解答實踐問題。我的研究致力于關注中國企業的實踐,那些存在于管理日常行為中的、對績效和成長有意義的、充滿著鮮明個性的、卻又隱含著共性價值的各種真實案例。在我看來,如果不能真切去觀察、去理解并融入其中,是無法真正理解管理本身,無法真正理解管理理論本身的。

管理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管理本身,同時也是管理研究及理論在管理實踐中的位置,它們對日常管理生活的意義,它們在日常管理生活中的功能,尤其是它們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本身,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彰顯著管理理論及研究的價值。如果作為管理研究學者,根本未關注到這些真實的管理對象,未能真正接受和理解這一事實,我們又怎么可能真正有對于管理理論與知識的自信呢?

波提舍(Sulpiz Boisser`ee, 1783-1854)說過一句讓我記憶深刻的話:「對不引人注意之事的虔敬」。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這一挪揄之詞卻成了充滿敬意的話語,因為人們開始將許多被忽略的民間文化看作是文化的見證。

每每想到這句話,我也總是對企業實踐充滿敬意,從1992年的東莞厚街掛職開始,我幾乎一半的時間都在與實踐者交流、與實踐對話,這些交流與對話,給了我用實踐的視角去看待管理問題的幫助,正如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警言,即我們不能隔岸釣魚。

我也同樣要求自己拿出另外一半的時間,保持與實踐的距離,因為我把自己定位于一個研究學者,定位于一個讓理論與研究創造價值的人,如果我完全陷入到具體的日常管理中,這又會導致我因缺少必要的時間和距離,無法去反思實踐,無法去找尋理論的價值,或者只是滿足于解決個案,滿足于具體的實踐績效,而陷入到經驗主義之中。

珠江三角洲企業的實踐給了我莫大的幫助,這里有大量的企業實踐、大量的創新和可見的績效,這里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集群的功效,讓我既可以看到企業成功的個案,也可以理解產業價值鏈的集合成效;讓我既可以了解非經濟因素的作用,也可以感受每一次外部環境變化對企業成長的影響;只要我踏實地走在這片土地上,這里的企業實踐總是會以它們的事例和鮮活,給我的研究以支撐和啟示,甚至于我的很多觀點完全是因為它們而得出。

保持對實踐的敬仰,又堅守理論的自信,這就是過去接近30年的研究帶給我的幫助。正是這個幫助,讓我可以安靜而持續地做研究,可以真切地與中國本土企業成長互動,可以呈現出自己的思考和觀點,并與企業實踐做深度的對話,去解答實踐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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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者會帶來什么?

在我的初中學習生活中,因為寧齊堃老師,每一天我們都要提前一個小時到學校,大聲朗誦《古文觀止》《增廣賢文》和《唐宋詩詞三百首》。年少的我并不知道這樣的渲染,對我意味著什么。

到了大學的時候,我保留了閱讀典籍的習慣,《大學》《論語》《道德經》《金剛經》《易經》和《六祖壇經》等,這些經書典籍的閱讀,在其時我并不能夠完全理解,只是因為閱讀變成習慣,保持了下來。

但是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這些不期然的、積極投入的朗誦和閱讀,已經把這些經典沉淀在我的認知和秉性里,這些我早年并不理解的典籍,已經在多年前埋入了改變我人生的種子。時至今日,這些看似遙遠的典籍,卻真實地解決了今天世事的苦惱與問題——怎樣與自然相處?怎樣與變化相處?怎樣與人相處?怎樣去發現和想象美好?選擇怎樣的生活?讓我在今天,能夠去理解「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和「如何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思維方式和可能性。

借助于懷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書中的一段話來說明我的想法,他在書中寫到:「要用充滿想象力的視角去看任何人類組織的約束力,用充滿同情的眼光去看人類天賦的局限性以及喚起服務忠誠度的條件。要掌握一些養生規律、疲勞規律和保持持久耐力的條件的知識。要富有想象地理解工廠的社會影響。要對科學對現代社會的作用有充分的概念。要懂得對別人說‘不’或是‘好’的原則,不是出于盲目的固執,而是出于對相關可選擇的方案經過理智的評估后得出的堅定回答。」

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還是有關現代大學教育作用的詮釋,都給予我們有關知識的魅力和價值的理解。《獨立宣言》的作者杰弗遜(Jefferson T.)曾說:「我們相信最終會證明,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先賢把知識比喻為一個代代相傳的火炬,照亮著人類前行的路,并指向人類的理想。人類的自信心是由人類社會在獲取知識進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產生的自豪感,如果回顧人類發展的歷程,進步的地方通常就是那些知識空前繁榮的地方。

懷特海繼續寫到:「學者的作用是喚起生活中的智慧和美……一個前進中的社會需要依靠這三類人:學者、發現者和發明者。它的進步也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中的受教育人群由同時具有些許學識、發現能力和創造能力的人組成。我在這里用的‘發現’,指的是關于具有高度一般性的原理方面的知識進步;‘發明’,指的是根據當前的需求,一般原理以某些特殊方式進行應用的知識進步。」

研究學者會帶來什么?在管理學領域,研究學者帶來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的完美組合。我從這個組合中獲益良多。我之所以能夠享受到管理研究與管理實踐之間的自由切換,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

一是理論研究與教學,讓我得以了解較為完整的知識體系;更多的閱讀讓我了解到豐富的案例和文獻,讓我可以隔開一定的距離理性地面對問題,并了解其中關聯與相互的影響。

二是承擔具體的企業績效成長,讓我得以面對各式各樣的實際問題與挑戰,并與同事們尋找一個又一個解決方案,從而取得績效實現目標;承擔具體的績效成長,讓我得以承受壓力而去感受管理者真實的立場和角色,從而要求自己做出理性決策并承擔責任。

我明確地意識到了這種組合的完美,我們去看管理經典理論產生的背景和緣由,不難發現,那些貢獻了經典管理理論的研究學者,無不是把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完美組合的人。

Colo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回顧了1963年到2007年在AMJ雜志上發表的667篇文章,發現管理學領域中的大部分理論都是在20世紀50-80年代發展起來的,結合管理實踐現象不難發現,在這個時期出現了有意思的實踐現象。

在20世紀50-80年代,是歐美經濟快速發展、工業化進程非常高的時期,也就是在這個時間,管理實踐是層出不窮的創新。以前從來沒有過一家工廠可以有十幾萬人,大工業革命時代成為現實;以前從來沒有過一個小的組織單元可以全球分布,這個時候已經做出來了;以前也從來沒有過用績效來獲取收益的職業經理人,這在之前都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會發現,實踐上做出一堆創新,研究上就會貢獻出一堆的新理論。管理研究和管理實踐本身的合一,造就了非常多的、具有影響力的、改變世界進程的管理理論。這些理論學者共性的地方,是密切觀察,并且親身經歷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已觀察到的各種組織形式和實踐的變異,具有很深的感受和困惑,然后試圖去解答它,而且也幸運的是,他們解答出來了,也就出現了相應的管理理論,因此研究與實踐是本源歸一的。

所以,管理研究學者的基本價值取向: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不能分離,研究主題的選擇要基于某些管理實踐現實中的問題并包含著對現實的啟蒙。就如《浮士德》里的句子:「如果你們沒有感覺,你們就不能有所追求!」在具體責任之下的,對決策結果的理解是最真實的。

當你需要對幾萬人的成長負責,對每一個顧客負責、對每一分錢的投資負責,對利益相關者和社會負責的時候,對于管理決策本身的理解是極為深刻而清晰的,而由此對理論價值的闡述和界定也是深刻而清晰的。就如泰勒對于生產效率的理解,波特對于成本與競爭優勢關系的理解,德魯克對于知識員工價值創造的理解,他們都是把自己置身于真實的管理實踐之中,尋找到有效的答案——將實踐經驗升華為理論知識。

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在第一卷、第一章、第一節中,對實踐原理下了定義,在他看來,所謂實踐原理是包含意志一般決定的一些命題,這種決定在自身之下有更多的實踐規則。當主體認為條件僅對自己的意志有效時,這些原理是主觀的,或者是準則;當主體認為條件是客觀的,對于每個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均有效時,這些原理是客觀的,或者就是法則。這些話的意思其實就是說只有這些實踐原理對每個理性存在者都是客觀有效的,才能夠成為普遍受用的法則,否則就是準則了,這些準則只能主觀上受用。

康德還明確地指出:「實踐的規則始終是理性的產物,因為它指定作為手段的行為,以達到作為目的的結果。」我試著去理解康德,去理解實踐理性,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研究學者的價值與意義。

研究學者必須強調學術性,必須能夠運用抽象的、理論性的表述,準確的引文以及規范性訓練,這是基本技能,但是這不是學術本身,即便是詹姆斯·馬奇(James G.March),一個被譽為一以貫之的數理科學傾向的學者,其核心也是一直圍繞著人類的各種決策過程和問題的解決過程,以及這些過程在不同組織中的表現和意義。

研究主題的選擇要基于某些管理實踐,以及現實中的問題并包含著對現實的啟蒙,這就是研究學者能夠貢獻的價值。墨經上說:知,接也。人的知覺,是與外面物質界接觸而生。我依然覺得自己幸運,可以與中國企業的實踐界充分接觸,從而有機會去感受管理理論知識的意義與價值,并有機會把這些理論知識借助于課堂傳遞出去,從而見證和參與了一些企業的成長和發展。

3

重新創造「道」

在過去40年中國企業成長的過程中,管理研究與管理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并貢獻了價值,但是在學界和實踐界也一直存在著質疑,質疑管理研究是否對管理實踐真正發揮了應有的價值影響。但我依然堅持認為管理研究與管理實踐是合一的,并確信管理理論能夠解決管理實踐的問題,管理學界不需要質疑,只需要讓自己的研究面向企業實踐,面對現實問題并對現實啟蒙。

對中國企業來講,我們來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時代機遇點。這是中國企業從未有過的一個時間點,我們在改革開放前40 年里一直都在跟隨西方先進企業,并沒有太多的優勢,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技術、人才和資本積累上,都無法去跟傳統強國企業去做競爭。但是,我們來到了一個特殊的時間點,互聯網技術使得數據、協同、智能等全新的生產力要素高效組合在一起,也就重構了整個商業系統。

處在整個商業系統重構的今天,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世界企業,都重新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在這一點上,已有很多中國企業的確做到了。

從彭博社公布的2017年4月份全球市值排名榜中,中國有兩家企業進入前十,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可見中國企業進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在2017年世界500強的名單中,無論是中國國有的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也都在彰顯著它們的中國力量,越來越多進入世界 500 強的排行榜。

再看看中國很多的優秀產品及創新模式案例,甚至可以說中國企業正在悄然地改變著世界。不僅僅是在規模和市值,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國企業開始真正去創造一些全新的價值,這個價值跟人類所追尋的美好生活相關,蘊含著生活的意義。

如果說中國企業已經來到最好的時代機遇點上,這也同樣意味著中國管理研究也已經來到最好的時代機遇點上,說到致敬改革開放40年,我們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站在這個時代最好的機遇點上,昂然走出一條全新的道路來。(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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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春花
來源: 春暖花開